書香古地傳千年
　　
　　南宋時期，麻沙刻書業與書坊刻書業的發達可謂并駕齊驅。無論是規模上還是數量上，麻沙與崇化不分軒輊。據祝穆著的《方輿勝覽》稱：“麻沙崇化兩坊產書，號為圖書之府。”當時，麻沙刻書作坊主要分布在麻沙水南、長坪等地，其中坊刻具有知名度的有麻沙萬卷堂、麻沙劉仲立、麻沙劉智明、麻沙劉氏刻坊等。刻本里有載“麻沙水南劉仲吉宅”、“麻沙南齋虞千里”等。著錄建本中，多題“麻沙坊刻本”、“宋麻沙刊本”、“麻沙小字本”、“麻沙刊巾箱本”等。由于書坊刻的書不管走陸運還是走水運，均必途經麻沙，因而，麻沙除了本地產的書外，書坊的圖書也多在此營銷，自然形成了書肆的集散地。所以出版業多把“建本”稱為“麻沙本”而不稱“崇化本”。
　　
　　麻沙、崇化二地，在南宋時期書肆林立。僅麻沙的“三桂堂”書店就擁有經史編輯人員14人，印刷工人16人，從業人數達百人之多。其中，私家坊刻最為有名。當時宋代建陽私家刻書作坊麻沙占八成多。
　　
　　門類齊全數量多
　　
　　麻沙印刷書籍門類很多，有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三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十經，(世稱三行本)。還有宋代著名學者劉屏山的《文集》，以及劉爚的《慶云集》、《論語發微序》等，同時還發行了《家居必用》、《事林廣記》這類百科全書和各種話本、小說籍以招攬讀者，從而不斷擴大發行量。根據周弘祖《古今書刻》的不完全統計:建陽刻書在明代就已達到366種。閩清人陳壽棋稱：“建安、麻沙之刻盛于宋，迄明未已，四部巨帙，(指四部用于裝套的線裝書)，自吾鄉鋟板(即雕板)以達四方，蓋十之五六。”這足以說明“麻沙本”當時出售量占比例之大。明嘉靖《建陽縣志》著錄建陽書坊的刻書，多達451種。到清康熙《建陽縣志》著錄建陽書坊刻書147種。盡管上述著錄統計數字不一，其實建陽麻沙刻書遠不止此數。從嘉靖到明百余年間，建本、小說、雜書不計其數。刻書數目已大大超過上述著錄的總數，不然，歷來何以有“麻沙乃圖書之府”之稱。
　　
　　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統計，歷代“建本”圖書，被列為國家級古籍善本的，史部書有480種，子部書有505種，集部書304種，叢部書8種，合計近1500種。
　　
　　據報載：2011年7月10日，南宋麻沙鎮南劉仕隆宅刻本—宋刊本《鉅宋廣韻五卷》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開槌拍賣，竟以3330萬元的天價賣出，可見麻沙“建本”的身價之高！
　　
　　先天優勢鑄輝煌
　　
　　麻沙之所以能成為雕版印刷中心除了因為遠離戰亂之外，很重要的原因是此地有著雕版所需的木材資源。宋時盛產梨木，品種有雪梨、面梨、冬梨和早花梨、鐵梨、木梨等六種，這些木材都是當年刻制雕版的好材料。如紅色梨木質柔韌，適宜雕刻紋路細碎、質地堅韌的字畫，一旦出現差錯，進行挖補刪改非常方便。白梨木質地松軟，適宜雕版應急出版發行的書籍，在雕版制作過程中，刻工先在平滑的梨木板上纂寫文字，繪制圖畫，然后下刀精心雕刻，他們刀法嫻熟有力，校勘嚴謹，一絲不茍。麻沙附近盛產竹紙，質量堅韌，也是印書的好紙張。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箋》一書中說到：“宋人之書，紙堅刻軟，字畫如寫。格用單邊，用墨稀薄，雖著水濕，燥無煙跡，開卷一股書香，自生異昧”。“麻沙本”正是這樣，受到廣大讀者青睞。由于“麻沙本”印刷的書籍精美，因而備受國內外人士歡迎，遠銷開封、洛陽、武昌全國各地，直至朝鮮和日本。據傳，日本等國,不僅在麻沙購進圖書,而且,他們還派人到麻沙一帶招募刻工到日本進行雕刻圖書。由此可見,“麻沙本”對促進和發展文化交流，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。
　　
　　元、明時期，麻沙先后遭受兩次大火,使眾多書肆毀于火災，損失嚴重。到了明末，麻沙印刷業逐漸走向衰落。據《建陽縣志》記載。“麻沙、書坊毀于元季，惟崇化存焉”。
　　
　　建國后，縣文化館為了發掘古代麻沙文化遺產，曾于l981年10月在水南村征集到麻沙版(蔡氏族譜)清光緒丙戍年秋(公元l886年)重鐫建陽蔡氏九儒書、廬峰書院藏版的梨木雕版共300多片。I982年7月從長坪村征集到清代重印版《游酢文集》四卷，均由縣文化館予以珍藏。這些雕版,已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