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然印刷術是中國的四大發明，但改革開放初期，內地印刷業水平還很落后。以深圳為例，當時深圳印刷廠規模很小，使用的機器設備都是國外二三十年前的，不僅噪音大，還會排放大量有害氣體，而且成品率、合格率還低。此外，在管理水平和生產理念上，別說香港、新加坡，連北京、上海的都比不上。
  
  1984年，身為丹麥寶隆洋行（中國）有限公司在華南地區的負責人，我參與到深圳旭日印刷有限公司的籌建過程中。這是深圳乃至全國首批中外合資書刊印刷企業，中資方是當時中石化下屬的一家印刷廠，外資方是香港的一家企業。我為這家新印刷廠推薦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印刷設備——來自德國的海德堡印刷機，并帶來了發達國家的印刷工序。
  
  1986年，這家當時國內最現代化的印刷廠在深圳羅湖開工投產。新設備的印刷成品率高，生產效能提高了三四倍。加之當時政策支持力度大，印刷廠投產后不到一年時間就收回了成本。隨后，深圳陸續成立了多家中外合資的印刷企業，他們都使用了當時較為先進的印刷技術和設備，使得深圳能夠生產質量和檔次更高的印刷品。
  
  可以說，在改革開放初期，深圳印刷業是全國印刷業發展的風向標。經過短短數年的發展，深圳印刷企業迅速成長，印刷業水平逐漸超過北京、上海。
  
  廣東印刷看深圳
  
  1992年后，受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的鼓舞，深圳改革開放進程加快，各項優惠政策不斷落實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投資者，印刷業也從中受益頗多。我們業內把上世紀90年代深圳印刷業的快速發展形容為雨后春筍、百花齊放。
  
  上世紀90年代，作為全球最大的海德堡印刷機械代理商，寶隆洋行委派我參與到深圳印刷業的推進工作中。當時深圳市委市政府很支持印刷業的發展，時任市委常委李德成負責印刷業工作，他親自邀請海德堡方面來深圳設立培訓中心，開設辦事處，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放在深圳。作為優惠條件，深圳市政府給予海德堡培訓展示設備保稅便利，不用付關稅。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，因為那時深圳企業家出國訪問、看印刷業展覽很不容易。
  
  1994年，海德堡正式在深圳開設培訓中心，我被任命為董事總經理首席代表，在深圳常駐。當時，一臺最先進的海德堡印刷機最少也要800萬至上千萬元人民幣，印刷企業一次引進設備，就要花費3000萬元左右，當時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強的購買力。于是，我主動聯系有實力的歐洲、香港的銀行，去跟他們談合作，給印刷企業購置設備放貸，使企業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印刷機。這種方式在香港印刷業已經使用了近30年，但在當時的內地還很新鮮。為了打消銀行的疑慮，我打趣說：“印刷機是幾十噸重的機器，又不是四個輪子的汽車，跑不掉，而且機器還要專業人員調試，是受我們監督使用的，不用擔心企業買了機器不還錢就跑路了。”最后，我成功說服了兩家銀行。